那美妙的一瞬……
■张玲
我书柜中深藏的那部《普希金文集》，是1954年北京时代出版社版，硬纸板封面，有诗人彩像和少许黑白插图，在当时国内出版物中，算是精品。我初读这部书，在1951年，那是平装本，1947年上海版，借阅自我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。当时我上初三，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唐初先生来自解放区，参加革命前在四川某大学外语系肄业，为人热情开朗，富有文学气质，这使他成为一位很好的文学启蒙老师，也把他喜爱的俄苏文学贴切地介绍给了我们。《普希金文集》就是唐初先生最初介绍给我的俄罗斯文学读物。那时我十四岁，爱诗，而且不知深浅地信笔涂鸦。 这是我第一本正式阅读的外国诗译本。像儿时在家读《木兰词》和唐诗选时那样，我逐篇细读，抄录背诵其中最动人的篇章。那是校园文艺活跃的年月，在大大小小团日和联欢会上，我常朗诵这些诗。当时最喜欢的，是普希金十六岁时写的那首《我的墓志铭》。“这儿埋葬着普希金／他和年青的缪斯／爱情与懒惰，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／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——可是在心灵上／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。”诗中莫扎特式的单纯、明快和孩子式的顽皮，恰合我当时的兴趣、心性。 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后，编报刊、办诗社成了名正言顺的“准专业”。在那些轰轰烈烈的诗歌朗诵会上，常有选自这本文集的朗诵节目，有时我们还应邀去附近兄弟院校和中学巡回朗诵。高我两级的崔道怡学长（日后长年主持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编辑工作）每逢这种雅集，《致大海》总是他的保留节目。轮到他出场，总是从幕侧一边款步走向台前，一边悠然吟哦“再见吧，自由的元素／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／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／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……”他音色醇厚，神情痴迷，仿佛将台下的人海当做了大海。因为有他这样普希金心声的真传，我从不敢在公开场合效颦；尽管我最喜欢这首诗的豪迈和深沉，而且回故乡度假，常常破晓时分独自跑到海边，面对涨潮时的层层巨浪背诵。 学生时代的幸福并不永久。进入大三之后，出乎意外地遇上了那场没顶黑浪。被无端曲解诬栽，又因自身的幼稚无知而难以辨别招架，失去了重心，失去了自我，从心灵到手脚都无所适从。每次从食堂端着饭碗走回无人的宿舍，我总是一边勉强往口中送着饭菜，一边低声泣诵：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／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／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／相信吧，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／心永远憧憬着未来／现在却常是阴沉／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会过去／而那过去了的，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。”这些字句一遍遍从心里涌出，泪也随之一滴滴从眼中流到碗里，那一口口饭菜，也才能苦涩地下咽。一年多后戴着荆冠离开北大，我成了大西北人。人地两生，加上那种法外服刑的处境，日子显得格外阴郁。和我同样命运的大学同窗邓荫柯来信附诗，谈他在东北农村的劳动生活和他在读书写诗中汲取的勇气。我给他回信的第一句，就是引普希金的诗：“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／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／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／决不会就那样消亡／厄运的忠实的姐妹———希望／甚至在阴暗的地底／也会唤起你们的精神和欢乐／大家所期望的时辰，不久就会光降。”不久，我和他，还有很多很多人，果然都等到了“期望的时辰”。他日后成为东北很有名气的诗人和散文家，至今笔耕不辍。我们每次重逢或通信，仍常以昂扬振奋的文字互相勉励。 六七十年代之间的十年，不断的自我否定使人的心情和日子又变得阴郁。一次从干校回北京省亲，我与学长王瑾希邂逅，她正赋闲在家，箪食瓢饮而不改读写之乐。我彼时显然已届告别青春之年，时风又缺少今日保持体型的觉醒，只是由于囊资不丰，给养有限，加上终日亲近大自然，劳作不息，理所当然地与发福无缘。等我匆匆走进她那间客厅、书房、卧房兼用的斗室，她突然睁圆眼睛哼出一句：“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”，我走上前去应声附和：“在我眼前出现了你／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／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。”三十年前的我们，仍在人生的盛年，心中本来潜伏着饱满的审美、求美意识，但在一切归诸“私”与“修”的形势下，从未能、也未敢形诸外，付诸实，加之频繁的“斗”与“批”，灵魂深处唯一所剩，只有自惭形秽，而她这一声平时只会视作谐谑的“美妙一瞬”，竟让我心花怒放，久积的抑郁症开始有了转机。八九十年代以来，王瑾希时来运转，逐步升迁，在新闻通讯社担任要职，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，反而减少了谈诗论文的机遇，往日尚显绰约的丰姿，也成了名符其实的一瞬。 上述几位同学和我，都是中文系出身，并不精通俄语，如果不是读了这部《普希金文集》的中译本，真不知会错过多少抚慰、激励和启迪！ 身为后半生从业英国文学者，我为莎士比亚、弥尔顿、渥兹渥斯、拜仑、雪莱、济慈、哈代、T．S．艾略特等诗人所费时日，自然远比普希金多多，但是真正深藏记忆，刻骨铭心，奉做箴言的，却哪一位也不及普希金。这首先因为，普希金的诗是镌刻在我少年时代纯洁无瑕的脑子里，永远不会磨蚀；同时也因为，它们是普希金诗的精选，而且中译文辞优雅，音韵铿锵，读来上口，而这部诗文集的主要编选人和译者，正是戈宝权先生。 八十年代初，由于编辑业务，我认识了戈先生和梁培兰女士夫妇。当时先生已届耳顺之年，仍精神矍铄，步履轻松，风仪儒雅，思维敏捷。不久我转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，对他们夫妇的率真热情、办事认真以及先生的诗人气质，更有了真切了解，也才懂得，他所以成为我国早期成功的普希金评介者，首先应归因于他本人所具有的种种素质。近十余年，我受任务趋使，也编译了几种诗文，但每想到早年精读过的这部《普希金文集》，总是惭愧而又感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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